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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是关于白河院政期的院方军事力量的组织和大番制的诸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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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厅政治与北面武士
——记白河亲政、院政期



关于院政的时期划分，通常是将后三条天皇亲政期作为院政的序幕阶段，而院政在真正意义上的开始则是白河亲政（1071-1086）、院政（1086-1129）期。关于白河院政的政治作风，《中右记》中如此记载：“（上皇）执政天下五十七年，任意专行除目、叙位之事，不拘王法，实乃古今未有之事。”（《中右记》大治四年七月七日条）从中可见这一时期院方以专制君主的姿态执掌朝政的特征。

但是，白河院并非从一开始就在藤原氏为主的贵族支配阶层内部取得绝对优势地位的。在摄关家的代表者藤原师实、师通死后的十二世纪初以后，院方才逐步取得朝政的主导权。而1170年轰动天下的关白忠通免职事件，使得向来由摄关家内部把持的摄关职任免权，转到了院方手中。这一事件标志着院方绝对统治地位的确立。

关于这一时期的政治机构的表现形式，学术界通常称之为院厅政治。需要注意的是，国政机关并未被全部转移到私人性质机构的院厅，并且院厅下文和院宣也不能代替正式的宣旨和太政官符。院方并非重新制定了一套专属的政治机构，其执政形式，或者说政治实态，说到底不过是作为天皇的父亲、祖父的白河院用现有的政治机构，以自己的政治力量来左右朝政的方向而已。

这一时期的主要政治内容，是沿续了后三条亲政期的庄园整理令的颁布和实施。根据现存的史料可判明的，除了1075年、1099年、1107年和1127年颁布的几乎是沿袭了延久令的整理令之外，还有若干个别项目的整理令。如1111年设置庄园记录所，并依照延久的宣旨斗之例，于宽治年中发布的宣旨中规定了枡的新斗数。

以上这些都是对后三条亲政期政策的继承与发展。与之后的鸟羽院政期相比，这一时期的庄园整理令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得到了实施。在洛北白河一带修建的法胜寺、尊胜寺、最胜寺、円胜寺等寺院，作为白河院及其近亲者的御寺院，被称为“国王的氏寺”（《愚管抄》），其规模和壮丽程度都令人惊叹。而作为寺领的根干的是大量的封户，相比之下庄园的比重却很小。尊胜寺修建之初，白河院曾严令只有在封户不足的情况下才可接受寺领庄园的寄进，并亲自检查寺领目录。

像这样强制性地执行庄园整理令，必然需要相应的军事力量的支持。与后三条亲政期相比，这一时期院方的武力的组织化有了显著的发展。白河院政伊始，白河院就在院的御所北面设立了名为“院北面”的机构。起初只是“院御宠童”——侍奉于白河院侧近的近侍者们的值所。之后，成员变为五、六位的白河院近臣，其中又以拥有一定武力的受领层和检非违使为主。十二世纪初，“院北面”作为制度被正式确立，成为院方在宫内的武士组织的据点。而其成员亦被称为“北面武士”。1118年，为警戒延历寺僧兵入洛尔守备贺茂河原的武士阵势，合计“及千余人”（《中右记》），这已是当时院方最大的军事力量组织了。

关于“北面武士”的成员构成，由于现存史料的缺乏而无法详细解明。但可知的是，其成员或是如“白河院北面众随”（《尊卑分脉》）的源康季那样成长于畿内近国的在地武士所组成的小武士团，或是以院方近臣为主力构成的受领层，以国衙为中心组织起来的武士团等。这些在地小武士团或被提拔成为院方近臣担任警卫，获得受领的地位，或是兼备前述两种类型的特征。伊势平氏正盛就是典型的例子。

1097年，平正盛通过向白河院之爱女媞子内亲王的菩提所六条御堂寄进伊贺国鞆田村、山田村等二十余町的家地、田地和畠地，首次建立了与院方的私人关系。此后，正盛历任诸国受领，并成为“北面武士”的一员，之后又被任命为检非违使。可以说，伊势平氏是与有力受领相勾结，并直接被任用为院方警卫的畿内小武士团的典型代表。

院方组织军事力量的方式当然并不止“院北面”这一种，其他诸如“院武者所”、“泷口武士”等，也是类似的组织形式。这里必须要提到的，是在这一时期实际上支配陆奥、出羽二国的“囚俘”之长，以陆奥守的身份介入清原氏一族内争，经过苦战终于将其征服的清和源氏的栋梁，被称为“武士之长者”的源义家。

清和源氏一族自义家的曾祖父满仲以来，就一直侍奉摄关家，作为摄关家的御家人，其政治地位也不断提高。到了义家这一代，也依然与摄关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但是，有当时第一名将之称的义家的勇武，院方自然不会视而不见。白河院几次命义家作为其侧近护卫。1098年，义家被许可院方上殿。许可上殿标志着院方和义家私下主从关系的确立。白河院一方面将后三年之役视为私斗而不予论功行赏，一方面禁止义家所领的诸国百姓的庄园寄进，停止义家的庄园开发。这里，白河院使用的是比将“武士的栋梁”源义家编入“院北面”更直接和强硬的手段。

一直以来都是通过与摄关家建立密切关系得以发展的清和源氏一族，自义家开始则以“院北面”这一新的政治身份出人头地。而向来都以录用更为忠诚的伊势平氏作为扩充军事实力的基本手段的院方，在启用义家方面，也开了特例。

这里还需要考虑的，是关于大番制的问题。在镰仓幕府成立和发展的过程中，诸国武士以三年为期，轮番上洛担任内里的警卫，这一制度被称为大番制。而担任这一任务的，通常只有幕府的御家人，并被视为是相对于效忠将军的奉公行为。大番制的起源可追溯到平氏政权时代之前的摄关家的大番役制度。摄关家的大番役制度是指摄津、和泉、近江三国内有力名主层直接隶属摄关家成为大番舍人，每个月抽十日上京担任摄关家的值宿警卫和杂役工作。相对的，从摄关家得到给田、杂免作为代偿。这样的有力名主层又被称为大番领。其成立期已不可考，最早见于史料则是十二世纪初。由此可推测其成立应是在十一世纪末到十二世纪初的白河院政期。

镰仓幕府制下的大番制也与此相似，以国为单位进行内里大番的值勤，只是责任者换成了国司。当时，以地方的国衙为中心，一国内的武士被广泛地组织起来担任国司的本馆或政厅的值宿警卫任务，并参与国司举行的狩猎等活动。或是在与国衙关系密切的一宫或国内的神社举行神事之际，特别是军事性质的仪式中参与各种侍奉。其中与历代国司都建立主从关系者，更被称为“国侍”。早在十一世纪前半，就已有在京中的国司的配属下值宿、结番的武士的例子。由此可见，内里大番的勤务是由国司组织的地方武士来具体执行的。

十一世纪初编写而成的《今昔物语》中，时常出现的“兵之家”一词，亦可作为这一时期武士这一身份概念已被确立的佐证。在《平家物语》等军记物语中，也多有记载合战之前武士自报家系，夸耀先祖荣光的“氏文读”的习惯。可见在地方社会中，武士的身份资格往往与家系以及过去的经历相联系，并且这些联系是被极为重视的。而当时国衙的“谱第图”中，也保留有国内有力豪族的家系，“武者”的选任，国衙的押领使、追捕使、检非违使的选任等记录。而与国衙关系密切的一宫等大社举行神事之际，在神前进行军事仪式的侍奉，更是作为武士身份评判的一大标准。由此可推断，在武士集团成立的初期，能否被认可拥有武士身份，是由与国衙之间的关系是否紧密决定的。武士身份的确立，一开始只是各国进行的个别现象，其真正的制度化则是在院方武力组织化、内里大番制成立的白河院政期。